中美关系作为世界上最重要的双边关系，这些年来进行得很是辛苦。美国总统特朗普上台之后，美国就发动了中美贸易战。两个最大经济体之间的贸易战，已经给世界经济蒙上巨大的阴影。经过艰苦的谈判，好不容易达成了第一阶段的协议，2019冠状病毒疾病却出现了。这个时候最需要两个大国的合作，它们却走向深刻的冲突。

尽管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和特朗普就新冠疫情的应对和合作，进行了友好的电话交谈，特朗普也答应会亲自监督落实两国元首所达成的共识，但现实地说，即使两国的医疗合作可以进行，人们曾经所见的中美关系，也已经一去不复返。

两国的合作是主流，冲突是非主流，并且是可以解决的。在贸易战之前，这几乎是中美精英圈的共识，所以才会有“中美国”（美方）和“婚姻关系”（中方）这样的概念的出现。这些概念无非是想说明两国经济上互相依赖，冲突变得不可能，因为冲突的成本实在太高了。不过，事实并非如此。谁都知道冲突成本高，两国的贸易战对谁都会是巨大的伤害，但贸易战的确发生了。

新型冠状病毒的扩散使得两国的合作更为紧迫。两国的合作既有客观需要，也符合两国人民的利益。因为疫情在武汉暴发，在早期中国更需要美国的合作。美国也是答应合作的，但美国的很多承诺并没有落实。等到中国的疫情得到控制，而在美国大规模流行开来时，人们觉得美国更需要中国的帮助。

的确，美国需要中国供应医疗物资。不仅如此，中国拥有疫情的关键信息（包括对病毒本身的研究、病毒传播方式、病毒大数据等）和抗疫的经验。在经验层面，两国的科学家也的确在进行各个方面的合作，但这些客观需要并没有把两国的合作彰显出来。人们没有感觉到两国合作的气氛，倒是闻到了浓浓的“硝烟味”。

为什么会变成这样？因为无论是围绕着贸易还是冠状病毒，两国间日益恶化的政治气氛，已经使得本来可以发生的合作烟消云散。

冠状病毒暴发以来，中美两国一直在两个领域进行着越来越激烈的较量，一是病毒的冠名，二是媒体战。

首先是病毒冠名之争。早期人们对新病毒没有统一的名称，但在世界卫生组织（WHO）有了统一的名称之后，各国理应根据WHO的标准叫法，美国的政治人物却没有这样做。3月16日，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杨洁篪在和美国国务卿蓬佩奥的通话中，指责“美国一些政客不断诋毁中国和中方防控努力，对中国进行污名化”。　

杨洁篪说：“疫情发生以来，中方始终本着公开、透明、负责任的态度，及时向世界卫生组织以及包括美国在内的世界各国通报情况、分享信息，开展国际合作，并向一些国家提供力所能及的捐助和支持。”美国国务院则表示，蓬佩奥在电话中表示，对北京官方“把冠状病毒责任推到美国身上”感到不满。他强调，“现在不是散布假信息和怪谣言的时候”，并表示所有国家应该团结起来面对共同威胁。

此前的3月12日，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在推特上发问：“美国的零号病人是什么时候出现的？有多少人感染？”紧接着，发言人提出大胆的假设“可能是美军把疫情带到了武汉”，他继续要求“美国要透明！要公开数据！美国欠我们一个解释！”次日，美国国务院召见中国驻美大使，谴责“阴谋论”。

在美国的一些人包括政治人物毫无道理地把新冠病毒“种族主义化”之后，中美两国就展开了病毒的冠名权之争。蓬佩奥一直把病毒称为“武汉病毒”，尽管中国的抗议声不断。特朗普在关于新冠病毒的全国电视讲话中，扭扭捏捏地称病毒为开始于中国的“外国病毒”；但就在杨洁篪和蓬佩奥通话当晚，特朗普在其推特上直呼病毒为“中国病毒”。

美国政客的种族主义很快激起了中国社会的愤怒，无论是纸媒还是网络空间，都充满了声讨文字。中下层官员也不例外地加入了愤怒的队伍。特朗普对此似乎很有准备，接下来，他在各个场合直呼“中国病毒”。特朗普的行为更激起了中国的愤怒，外交系统官员连续反应。就这样，冲突就螺旋式地往上升。直到习近平和特朗普通电话之后，有关病毒冠名权的言论战才有所缓和。

尽管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和特朗普就新冠疫情的应对和合作，进行了友好的电话交谈，特朗普也答应会亲自监督落实两国元首所达成的共识，但现实地说，人们曾经所见的中美关系，已经一去不复返。

另一战场是媒体。《华尔街日报》发表具有种族主义色彩的污蔑中国人的文章，导致中国驱逐该报在华的三名记者。美国跟进限制中国五家媒体在美国的记者数量，并且要把这些中国媒体登记为外国政府代理人。中国自然进行反制，作出驱逐美国几家主要媒体在华记者，同时限制为美国媒体工作的中方人员的决定。美国也照本宣科地作同样的反应。冲突的升级也是螺旋式的。

不过，无论是病毒的冠名权还是媒体战，这些可能仅仅是中美间冲突的表象。实际上，双方都以为自己知道这些冲突背后，对方所具有的真实议程。在美国看来，中国是想利用这次机会在全球范围内取代美国，从而称霸全球。在中国看来，美国这样做是为了遏制和围堵中国的崛起。很显然，双方的这种担忧并不新鲜，至少从1990年代就开始了，只不过是借新冠病毒危机的机会再次表露出来，并且得到了升级。

一些评论员说美国把病毒“种族主义化”，是为了推卸政府抗疫不力的责任。尽管病毒在武汉暴发，但早期美国政府把此视为普通的流感，没有加以重视，延误了时机。正如特朗普所言，美国具有世界上最发达、最大的经济体，也有发达的公共卫生体系，对病毒并不担心，更无须恐惧。

尽管如此，美国并没有有效阻挡住病毒的快速扩散。这对美国政治人物的信心是一个沉重的打击。不难理解，没有自信心的人更会找机会把错误推给别人，国家也是如此。实际上，直到今天，美国的很多政客都还在热衷于推卸责任，没有把心思和精力放在抗疫上。

不过，把病毒种族主义化在美国政界并没有共识。国会民主党人普遍批评特朗普和行政当局对于美国新冠疫情的应对。民主党联邦众议员麦戈文（Jim McGovern）表示，他担心共和党人在对中国采取调查的做法将引起种族歧视，甚至种族仇恨。马萨诸塞州参议员沃伦（Elizabeth Warren）也公开叫板特朗普。很多民主党人也认为，行政当局这样做是为了推卸责任。

这里值得注意的是，问题并不是推卸责任那么简单。新冠病毒考验着美国的内政外交，很多方面促成了美国对中国的真实而深刻的忧虑，这种真实性和深刻性，是正常时期所不能感受到的。

首先是对经济高度依赖中国的忧虑。谁都知道中美两国经济的相互依赖性，但谁都没有对这种高度依赖的后果有过如此深切的感受。正如美国国会众议院外交事务委员会共和党议员麦考尔（Michael McCaul）所说：“我确实认为我们要审视我们的供应链，我们80%的医疗物资供应来自中国。如果我们在这样的危机时刻还必须依赖中国，当他们威胁我们，说要把我们置身于新冠病毒的地狱，拒绝提供医疗物资给我们，美国就必须重新审视，思考我们能否在美国制造这些产品。”　

的确，自20世纪80年代始的全球化，使得美国资本主义高度异化，政府完全失去了经济主权。在新自由主义旗帜下，美国资本主义为了逐利，把大部分经济活动迁往海外，包括和人民生命切切相关的医疗物资。当特朗普大谈美国拥有世界上最强大的经济、最好的医疗卫生体制的时候，老百姓需要的只是简单的口罩、洗手液、防护服、呼吸机等；而正是这些能够给人民带来安全的物资，美国已经不再生产或者产能不足了。

这个现实无论是美国的精英还是民众都是难以接受的。正是这个现实，今天的美国出现了“去全球化”就是“去中国化”的论调。但很显然，这并非是因为中国，而是因为资本主导的全球化，使得经济利益完全同社会的需要脱离开来。经济本来是社会的一部分，但经济脱离社会时，危机便是必然的。

新冠病毒考验着美国的内政外交，很多方面促成了美国对中国的真实而深刻的忧虑。

其次是对中国体制的忧虑。中美之争说到底就是体制之争。中国的“举国体制”在抗疫过程中所体现出来的有效性，更加强化了美国精英对中国体制的担忧。就美国体制而言，如美国政治学者福山所说，美国这次抗疫不力并非美国体制之故，美国总统要负更大的责任。如果说美国精英对美国体制没有有效的反思，对中国体制的恐惧感则是显然的。

中国媒体对中国体制的弘扬和美国精英对中国体制的攻击，不仅形成了鲜明的对比，而且两者是互相激化的，即中国越是高调张扬，美国越是恐惧。

不难发现，在今天美国的内政外交话语中，无论在国会议员当中还是在国务院官员当中，“中国”的概念越来越少见，大有被“中共”的概念所取代的趋势。强调“中共”而非“中国”，这一变化的背后是美国精英对中国体制的深刻恐惧。

共和党联邦参议员霍利（Josh Hawley）和同党籍的联邦众议员斯坦弗尼克（Elise Stefanik）在参众两院分别提出议案，呼吁对在新冠疫情暴发初期“中共”隐瞒疫情扩散的情况启动国际调查，同时要求中国对受影响的世界各国作出赔偿。

同时，还有一组跨党派联邦众议员提出另一项议案，把新冠病毒在全球流行归因于中国，并呼吁中国公开承认新冠病毒起源于中国。如果意识到美国精英对中国体制的恐惧，类似的举动就不难理解，而且这种举动今后也会越来越甚。

第三是对美国全球地位被中国取代的忧虑。疫情在美国快速扩散，美国自顾不暇。新冠病毒把特朗普的“美国中心论”推向一个极端，显示出美国的自私性，单边主义盛行。美国不仅单边对中国断航，也对欧洲盟友断航。新冠病毒几乎断了美国世界领导力之臂。相反，中国在本土疫情得到控制之后，开始展现其疫情外交，不仅对发展中国家，而且对美国的欧洲盟友，甚至对美国提供援助。更使美国担忧的是，这些国家为了应对危机而纷纷投向中国的“怀抱”，无条件地接受中国的援助。

这种情形是美国所不能接受的，美国担心新冠疫情会深刻地弱化甚至消除美国地缘政治的影响力，而使得中国得到一个史无前例的机会来主导世界地缘政治。蓬佩奥的用词一再指向“中共”，他在七国集团外长视频会议上，号召各国在联合国等国际机构抗击他所说的“中共的恶意影响”。还应当指出的是，尽管欧洲国家需要中国的援助，但各国对中国援助所能产生的地缘政治影响，也保持高度的警惕。

在中美两国关系上，更加糟糕也更加重要的是，今天冲突双方越来越具有深厚的社会基础，即两国内部日益萌生的民族主义情绪。来自美国的各种民调显示，美国人对中国的好感度已经到了中美建交之后的最低点。中国尽管没有类似的民调，但从数以亿计的网民高涨的民族主义和民粹主义情绪来看，民众对美国的好感度之低也是史无前例的。

无可否认，新冠疫情已经促成中美冷战的升级。现在越来越多人开始担心，随着疫情在美国的继续扩散，和美国政治人物把责任推给中国，随着以“反共”为核心的反华浪潮在美国的快速崛起，加之被疫情恶化的经济危机、社会恐惧和美国内部治理危机，中美之间的冷战是否会转化成为热战？如果是这样，那是全世界的灾难。在历史上，战争和瘟疫的确是一对孪生兄弟。对这一点，谁也没有理由加以轻视。